高龄社会中的社宅长辈故事

  位于南港的东明社宅，临近三铁共构的南港车站，社宅紧邻东明公园，方便的区位、充满绿意的环境、全新的居住空间，受到居住其中长辈普遍的青睐。（图片来自：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

  如同张霞奶奶与晓怡奶奶的经验，实际上本书所采访的高龄住户都指出了同一个问题：在租屋市场，人们不愿意把房子租给高龄者，导致他们没什么选择。

  住房就如同人生中的一门「必修课」，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基本需求。然而，在如今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的社会，买房子并不像去菜市场买把青菜那么简单。年轻时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租房子，但等到年老、独居，又没有太多存款时，住房便成了独居老人严峻的生存问题。

  例如，七十一岁的黄阿姨过去住在顶楼加盖的租屋，后来以「特殊身分」申请到东明社宅。「住这边比养老院好，养老院还更贵。」黄阿姨如此表示道。此外，她也说：「以后这边不能住，到那个年纪（在外面）就更租不到（房子）了，除非你叫小辈去租。但小辈也要说个谎，说我跟她一起住才行。」

  同样住在东明社宅、七十一岁的邱伯伯也说：「之前，我和别人合租旧公寓，是八坪左右的套房，租金八千元。我不喜欢那个房子，环境很恶劣，又狭小破旧，采光、通风都不好，还有房东连公共的水电或维护都让我们付钱。」

  虽然社宅对独居老人来说是友善的，却有居住年限的问题，让这些老人在期满后又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状态。邱伯伯就说，他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住下去，因为台北市区有许多房东不愿意租屋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离开社宅后，要在外面找房子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确实，社宅在资源有限的状态轮替使用会造成一些无可避免的问题，但社宅可以如何配合国家政策处理高龄化问题，或许也是未来能够进一步思索与完善的方向与目标。

  虽然有了安居之处，但独居老人离开原本的社交圈后，都要重新适应环境、结交朋友。于是在社宅，青创伙伴和社福机构藉由活动、共餐等形式，尝试建立高龄社群，让移居社宅的长辈有被关心、甚至彼此关照的机会。然而运作下来，他们也还在摸索什么才是长辈们需要的，而怎么做长辈们才会欣然接受。

  我们在一场青创户针对长辈举办的「假新闻媒体识读活动」中，认识了前文提到的黄阿姨和邱伯伯。那场活动参与的人数算「正常」，大多数活动的长辈参与人数大概都是十位以下。

  这是黄阿姨第三次参加青创户举办的活动，前两次是参加电脑课和去附近爬山。黄阿姨平时会去读书会、社区大学，还会在外面当义工，生活很丰富。搬来东明社宅后，她觉得社交圈有些不便，而且亲戚也都住得比较远。至于邱伯伯，他也参加过约莫三次的青创活动，而他自己还主动主办过餐饮课程，讲西餐和洋酒。邱伯伯很喜欢分享、聊天，但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偶尔会让别人觉得跟他相处有点「压力山大」。

  年轻人和长辈之间，似乎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青创成员表示，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独来独往，通常都是我们要先跟他们当朋友，相处上也常常只是小聊几句。此外，青创户建立长辈社群的困难之处还在于，长辈通常不太会收电子邮件，他们要去实体信箱、一个个投递资讯，但这么做能达到的效果也不好。

  有位青创户也提到，长辈很喜欢游击的活动，他们不太常来固定举办的那种。比较常是直接来现场。尤其是在社宅楼下那种开放空间的，能路过、短时间参与的那种活动，人就会比较多，而要提前报名、缴费的，参与度就不高。就像住在兴隆社宅、六十三岁的林玲玲阿姨也提过，她常常不知道活动何时举办，有时公告贴楼下也没注意到。

  林玲玲阿姨为自己泡杯茶开启一天生活。坐在能够远望窗外的下午茶桌欣赏路上风景是每天的仪式，跟着电视做健康操也是她每日的例行保养之一。（图片来自：本书摄影）

  东明社宅的现任总干事陈宏源曾是兴隆D2社宅的总干事，他也观察到独居老人对青创活动的参与度不高、互动少。「我觉得青创可以办一些对于老人照顾、陪伴的活动，带他们走一走，不要在社区里面。一开始相处上会有些距离，但可能要多尝试。青创大多都是提供特定的互动，但是陪伴也是一样重要。」不过回到现实面，青创户毕竟不是社工，他们都有正职工作，下班后还要负责执行计画，即便已经很努力，要做到高强度的陪伴仍旧是困难的。

  即便有难处，青创户依旧有所坚持。由于靠自身的力量要打入长辈社群有难度，他们也开始尝试与社宅内既有的社福机构和组织合作。例如，有着桌球专长的青创户志远选择和长照中心合作，每周办理一次桌球「对打」，以对打之名但将球打在长辈面前，以达到让长辈活动筋骨的目的，同时也找回长辈对控制自己身体的成就感。除了志远，有着园艺专长的小辰则与进驻兴隆社宅、关照弱势住户的爱邻协会合作，让长辈透过亲手种植新居环境中的植物，提高对于新居的认同感。透过借助社工人员的专业，以及与社宅长辈朝夕相处建立的信任感，让有着专业才能的青创伙伴也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发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试图和长辈建立更好的联结，这也让整个社宅团结而多元。

  除去那些「不便」，社宅也为高龄独居者提供了很多「便利」。对林玲玲阿姨来说，她之前的租屋只有楼梯，但社宅有电梯、有警卫，很安全。以前，林阿姨都和孩子一起住，所以刚开始独自住在社宅时，会感到有些孤单；但住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生活起来满不错的，尤其房间里有智慧设备，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及时通知楼下保全。此外，她也在房间里装了摄像头，让女儿可以每时每刻观察她的状态。

  社宅的顶楼有菜园，林玲玲阿姨说自己之前不会种菜，但到了这边，跟着别人学了很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前一天，她才采收了芝麻叶、茄子、小黄瓜、莴苣。她天天都会上去顶楼施肥、浇水、拔草，甚至还会放一点音乐给植物听。她笑着告诉我们：「人听歌会高兴，植物也会的。」她边说边往我们手里塞上一把薄荷叶、小辣椒、地瓜叶，新鲜的植物泛着一股清香。

  林玲玲阿姨每天为植物浇水、拔草，甚至还会放一点音乐给植物听。此外，她也在园圃也认识许多年龄相仿的朋友，如照片中的李阿姨。（图片来自：本书摄影）

  蔬菜有了，那么肉类食品呢？林阿姨加入了「买买买」群组，是兴隆社宅青创户玟秀所建立的Line线上平台。玟秀还为了团购活动，自行买了一个冷冻柜放在家中，方便你们可以把买来的东西暂放在里面。群组成员一起团购各式东西，不用出门就能在社区解决许多需求。

  对于社宅的多元混居这一点，林玲玲阿姨没有特别在意，反而觉得很热闹。她说自己最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想要安静的时候，她就把门关起来，想要热闹的时候就出去找人哈拉聊天。

  和林玲玲阿姨一样，黄阿姨也喜欢现在不用爬楼梯的环境，但她最满意的是套房户没有明火而是用电陶炉，这让她感到安全。此外，对于社宅的环境，她也表示：「因为我没住过九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经验。我会在家里欣赏夕阳。我的窗子是朝西边，春天和夏天都能够正常的看到夕阳。」

  即便社宅这种集约式出租住宅型态，让长辈需要花时间适应，且制度仍有可精进之处，但黄阿姨也说，这里的住户都会努力遵守规定，对像她这种没房子的人来说，社宅是满好的选择，因此社宅的优点还是多过缺点。同样地，邱伯伯搬进东明社宅后，也觉得生活有很大改变。社宅是新盖的房子，比较安全，而且生活机能优良。此外，社宅周围有公园，而社宅所在的南港又是三铁共构的地方，交通方便。大楼内有物管、保全、电梯、门禁，还有二十四小时洗衣间，甚至有人专门收垃圾。房间内的家具、厨房设施、卫浴都是新的，而屋子的采光也好。

  有别于许多长辈过去居住低楼层步登公寓经验，社宅配有电梯，不需再爬楼梯是所有长辈一致认同住进社宅最大的好处。（图片来自：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

  尽管本书采访的高龄独居长辈也许不能代表所有人，他们仍旧让我们正真看到了长辈在高龄化社会中和在租屋市场上遇到的困难，以及社宅对他们的重要性。

  在人口结构不可逆的前提下，高龄化只会日趋严峻。社宅或许是当今面对高龄居住问题的可能解方之一，提供了租屋市场中弱势长辈一处友善的居住环境，不仅硬体设备满足长辈逐渐老化与失能的身体需求，社宅明确的租期保障，也让生活得以稳定。但在入住几年后，有限的社宅资源，终究得面对资源轮替的限制：现住长者迁出的问题。这样的美好正在倒数计时，更悲伤的是，在本书采访的过程中，部分长辈也多少暗示希望自己能在居住社宅的租期内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这无疑显示着当他们想到离开社宅后要独自面对居住市场，对于是不是能够过得更好，基本上没有信心。

  我们都会老去，这些长辈的需求和困境，也许就是我们未来的需求和困境。从这些长辈的例子，我们或许还能进一步探问，高龄居住照顾是否能走得更远，理想的友善高龄居住场景是否有机会扩大实现，让漂泊的老灵魂得以停泊，过上安定、有尊严的生活。